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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至:一個沉思者的精神超越與生命探求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發布時間:2022年06月21日 10:19:46     

                  馮至(1905—1993),本名馮承植。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詩人、翻譯家、學者和教育家。1905年9月17日,出生于河北涿州。1916年,考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學。1921年、1923年,先后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和德文系本科。1927年,出版首部詩集《昨日之歌》。同年畢業后,任教于哈爾濱第一中學。1928年,任教于北京孔德學校,兼任北京大學德文系助教,出版第二部詩集《北游及其他》,被魯迅譽為“中國最杰出的抒情詩人”。1930年,赴德國留學。1935年,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隨后回國任教于同濟大學。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隨同濟大學內遷。1939年,轉任西南聯大外文系德語教授。1941年,創作《十四行集》,翻譯《歌德年譜》。1942年,創作中篇歷史小說《伍子胥》。1943年,開始著手撰寫《杜甫傳》,出版散文集《山水》。1946年5月,參與進步人士組織的“李聞慘案”簽名活動,聲討特務暴行。同年7月,任教于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1948年,《杜甫傳》開始在《文學雜志》上連載發表,出版《歌德論述》。1949年7月,出席第一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文學工作者協會理事。1950年,訪問蘇聯及東歐各國,創作散文集《東歐雜記》。1951年,完成《杜甫傳》,兼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出版譯作《海涅詩選》,編選《杜甫詩選》。1958年,出版《西郊集》,參與主編《德國文學簡史》。1959年,主持翻譯《布萊希特選集》。1963年,出版文藝論文集《詩與遺產》。1964年,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1978年,當選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1980年,當選瑞典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1987年,被授予“大十字勛章”。1993年2月22日,因病逝世,享年89歲。

                   馮至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詩人、翻譯家、學者和教育家。作為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沉思的詩人”,他一生的文藝實踐都執著于超越時代困境,完成對個體生存終極意義的思考,探求人類靈魂的光明道路?;仡欛T至先生的一生,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因應時代變動、孜孜尋求心靈蛻變的生命歷程。從心系現實的浪漫主義抒情詩人,到倡導嚴正生命觀的存在主義思想者,再到傾心革命的共產主義同路人,他最終成為新中國文化事業的堅定建設者。從“沉思青年”到“熱切晚年”,馮至先生的思想演進歷程,堪稱同時代進步知識分子精神嬗變的突出典型。

                   沉思青年覓正道

                   馮至出生在一個趨于敗落的鹽商家庭,幼年即遭逢生母的病故。如此沉重的人生經歷,不僅造就了馮至沉靜內斂的個性,也早早奠定了他心系社會現實的思想傾向。這種因為自身遭際而萌生的對社會歷史規律的好奇,在他于1916年進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學后,被新文化運動進一步點燃。入校之后,馮至開始大量閱讀《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宣揚新文化、新文學的報章刊物,如饑似渴地接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他最感興趣的小說家則是魯迅,在閱讀了魯迅的名篇《藥》與《隨感錄》后,馮至“此后凡有魯迅作品問世,從不放過,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小事》,反復閱讀,深為感動”(馮姚平《馮至年譜》)。

                   如果說對魯迅的《一件小事》的喜愛,彰顯了馮至獨特的自省氣質與平民關懷,透露了他對“為人生”的文學主張的先天偏愛,那么1921年考入北京大學后,他對郭沫若詩集《女神》以及郭氏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熱愛,則展露出他深藏在理性面目之下的浪漫主義情懷。而這種深沉的浪漫主義情懷,正是他走上詩人之路的內在動力。至此,“自省氣質”“平民關懷”與“浪漫主義”三維,構成了青年時代的詩人馮至的抒情基底,他以此開啟了對個體生命意義的漫長求索與詩性追問?;仡櫰湓谠摃r段的創作,他的筆下有“在這瘡痍滿目的時代,他手里拿著多少不幸的消息”的綠衣郵差(《綠衣人》);有自剖胸懷“取出鮮紅的心兒,捧著它到了人叢處”的孤獨患者(《不能容忍了》);也有祈愿“有一位女神/把快要毀滅的星球/一瓢瓢,用天河的水/另洗出一種光明”的虔誠信徒(《狂風中》)。不滿于現實的灰暗卻又難覓人間正道,青年的敏銳、脆弱與感傷,構成了《昨日之歌》的內在基調。然而,善于自省的馮至顯然不愿自困于個人主義話語的狹小天地。1923年,與思想進步的北大同學楊晦的相識,便成為馮至思想轉變的重要契機。1924年,馮至在與楊晦的通信中,借著談論《少年維特之煩惱》,表示“我要改變我的生活,改變我的一切!”(《致楊晦(1924年1月)》)。1927年,他從北大畢業后,也是在楊晦的鼓勵下,主動放棄了北京孔德學校的教職,遠赴哈爾濱,擔任哈爾濱第一中學的國文教師。正是這段重新深入社會、鍛煉自我的生命體驗,造就了馮至長詩《北游及其他》中沉郁的寫實風格。

                   如果說楊晦是馮至在現實生活中的領路人,那么里爾克則是馮至精神生活中的引導者。1931年,當時身在海德堡求學的馮至致信楊晦,表示自己不僅在《里爾克全集》中看到了自己理想的詩歌與散文,而且經由里爾克提醒,認識到植物所具備的“不亢不卑,忍受風雪,享受日光,春天開它的花,秋天結它的果,本固枝榮,既無所夸張,也無所愧恧”(《致楊晦(1931年4月10日)》)的品性,實在是現代知識分子學習的榜樣,并進一步確立了自己“忍耐與工作”的生活態度。毫無疑問,里爾克的出現乃是馮至精神史上的重要轉折點。里爾克一方面促使馮至反思了自身的精英主義傾向,意識到唯有刻苦誠實地工作才能扶助苦難的祖國;另一方面又以“新的神將由俄國產生”的預言,使馮至開始關注日益強大的紅色蘇聯,并且確信“一個偉大的文明在將來?!覀儢|方的鄰居固然現在很迫切,但我覺得將來同我們發生(精神的同物質的)更多的糾葛的還是我們北方的鄰居。所以我想在行有余力時,將從宗教同思想的觀點上研究這個龐大的風與雪的國”(《致楊晦(1931年10月13日)》)。

                   1935年9月,獲得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馮至自德國返滬,歸國當晚,摯友楊晦在與他見面時,即正告“不要做夢了,要睜開眼睛看現實,有多少人在戰斗、在流血、在死亡”(馮姚平《馮至年譜》)。9月6日,馮至又與楊晦、姚可崑一起拜望魯迅,在內山書店附近的咖啡館里,通過與魯迅交流德國形勢和國內文壇現狀,馮至進一步深化了對現實的理解。如果說青年時代的馮至尚有于生活中沉思玄想的余裕,如今身處被日本法西斯陰云籠罩的上海,戰爭的預感已經迫使他直面現實的沉重。1937年,任教于同濟大學的馮至在“八·一三”事變的前夕,堅持在處理完公務后,才乘快艇離開吳淞,返回自己位于法租界的住宅。以這種決絕的姿態,馮至結束了自己悠游求知的青年時代,開啟了奔波流離、上下求索的中年歲月。

                   憂患中年鐫心史

                   1937年9月,馮至先隨同濟大學及附中內遷至浙江金華,年底又隨校繼續向江西撤退。1938年暑假,隨同濟大學內遷的馮至因為同情進步學生而與楊晦同受迫害。1939年暑假,他辭去同濟大學教職,轉任西南聯大外文系德語教授。在西南聯大的7年,正是馮至創作和學術生涯的巔峰時期。生存的艱辛與戰時的動蕩,造就了他憂患中年的獨特心境。在他看來,這場民族戰爭已經將“光榮與屈辱、崇高和卑污、英勇犧牲與荒淫無度……對立的事跡呈現在人們面前,使人感到興奮而又沮喪,歡欣鼓舞又前途渺?!?《我和十四行詩的因緣》)?,F實的重壓與自身的無力,使得知識分子中的不少人選擇了逃避現實,更有甚者,不僅逃避,而且進行破壞。馮至深知,極端個人利益的追求最后只能導致個體與國家的共同衰亡。因此,他對于此種行為及其可能給抗戰大局帶來的破壞始終深惡痛絕。個體應當如何面對艱難時世,馮至最終走向了海德堡大學時期就接觸過的存在主義。

                   經過馮至闡發的存在主義,既保留了原有的概念特征,又閃耀著特殊的時代色彩。他指出:“人生最艱難的課題,需要一個最鄭重的精神的行動——決斷?!薄皼Q斷”在當下具有普遍的意義——個人如是,民族亦如是。當戰爭將死亡常態化之后,無論是什么人“活,需要決斷;不活,也需要決斷”。(《決斷》)在他看來,在戰爭造就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困境中,唯有“決斷”才是個體走向美好和自由的必經之路——人生意義的崇高與否,正體現在面對艱難選擇的“決斷”之上。從這個角度出發,馮至強調一種對生死坦然、對生活“領受”的態度,相信個體生命的局限性反而成就了生命的意義;唯有認真嚴肅地為人,才能不辜負自我的生命,從而坦然面對死亡。毫無疑問,馮至的這種思想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他實際上是“希望通過對人的存在狀況的拷問,來喚醒每個人追求真實存在的自覺、勇氣和良知,以期由個人的存在自覺達到民族群體的自覺和復興”(解志熙《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

                   懷著這樣的理念,馮至為身處抗戰困境中的知識分子開出了“藥方”——“工作而等待”。在馮至心中,“工作而等待”具有雙重的內涵:“工作”意味著一種積極的生存態度,不逃避應當承擔的責任,也意味著對道路的選擇與“決斷”;“等待”則意味著個體對“孤獨與寂寞的自覺承擔”。在他眼中,“工作而等待”是一種“內向又外向”的姿態,著眼現實而又不失長遠的生存態度,“外向”強調的是與現實的關聯,知識分子應敢于面對現實、具有道德擔當,并在與外界的交流中汲取現實的養分、積累行動的經驗;“內向”則強調了外部經驗“內化”為自身的智慧,追求一種含蓄沉著的理性思辨氣質,同時也強調了對自身“志業”的堅守。馮至認為,這種生存態度可以重新調和在抗戰中趨于緊張的“個體與群體”“長遠與當下”的矛盾,重新鑄就中華民族的集體人格。

                   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馮至在1941年創作出了不朽的《十四行集》。他在詩集的開篇,即申明了自己的“領受”哲學——“我們準備著深深地領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跡/在漫長的歲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現,狂風乍起?!?《我們準備著》)而在1942年創作的中篇歷史小說《伍子胥》中,馮至無意重復伍子胥報仇雪恥的傳奇故事,只是截取了伍子胥為報父兄之仇離開熟悉的故土、遠赴吳國的生命段落進行詳盡刻畫。對于自己為何主動為伍子胥的傳奇“袪魅”,馮至曾這樣解釋:“當抗戰初期,我在內地的幾個城市里流離轉徙時,有時仰望飛機的翱翔,我也思量過寫伍子胥的計劃??晌樽玉阍谖业囊庀笾袧u漸脫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為一個在現實中真實被磨練著的人,這有如我青年時的夢想有一部分被經驗填實了,有一部分被經驗給驅散了一般?!?《伍子胥·后記》)對伍子胥心態轉折的集中闡發,實際上貫徹了他一貫關心的問題——個體在面對動蕩的時世時當如何有意義地生存,而伍子胥那種“在停留中有堅持,在隕落中有克服”(《伍子胥·后記》)的人格特質,無疑是馮至所向往的生命態度。除了以“決斷”激發自身存在的自覺、良知與勇氣,馮至還援引了里爾克“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的名句,贊美戰火中那些“不顧時代艱虞,在幽暗處努力的人們”(《工作而等待》)。在他看來,唯有抱持著“工作而等待”的信念,知識人才能克服當下的困境,助力于戰時和戰后的中國。

                   1943年,馮至的研究興趣開始轉向杜甫。在從西南聯大學生丁名楠手中購得仇兆鰲《杜少陵詩譯注》后,他開始逐首研讀杜詩,著手撰寫《杜甫傳》。馮至之所以對杜甫投入如許熱情,是因為在他看來,杜甫所書寫的“詩史”也是“我們的命運”——“抗戰以來,無人不直接或間接地嘗到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帶來的痛苦,這時再打開杜詩來讀,因為親身的體驗,自然更能深一層地認識。杜詩里的字字都是真實:寫征役之苦,‘三吏’、‘三別’是最被人稱道的……‘生還今日事,聞道暫時人’,是流亡者的心境;‘安得廣廈千萬間……’誰讀到這里不感到杜甫的博大呢;由于貧富過分的懸殊而產生的不平在‘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這兩句里寫得多么有力;‘喪亂死多門’,是一個缺乏組織力的民族在戰時所遭逢的必然的命運。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們現代人民的喉舌?!?《杜甫和我們的時代》)

                   對“人民詩人”的熱情禮贊,鮮明地昭示著馮至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黨政治主張的進一步耦合。一方面是對人民群眾偉大力量越發深切的感知,另一方面是對國民黨政府橫征暴斂、倒行逆施并在抗戰勝利后變“接收”為“劫收”的切齒痛恨——“在憎恨中我深深認識到:用外國武器來殺害自己的同胞是最卑鄙的行為?!?《在郊外聞飛機有感》)馮至逐漸意識到,在天地玄黃之際,個體依靠存在主義的“決斷”已經無力拯救國家與民族。他在一篇紀念抗戰死難者的文章中指出:“我們這組織力薄弱,并且喪失了立體感覺的民族,我們久已沒有再建筑起雄偉的萬里長城,沒有再創造出像龍門,像云崗那樣的雕刻了?,F在讓這些不朽的死者像石像一般矗立在我們面前吧。這石像,能鎮定我們紊亂的心情,指示我們將來的方向?!?《紀念死者》)由此不難窺見,他已經決心從狹小的個人主義中突圍,堅定地走向集體主義的大纛。

                   自此之后,馮至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民主運動中來。他積極為《生活導報》《獨立周報》等進步報刊撰寫各類散文、論文和雜文,以筆為槍,為昆明如火如荼的民主運動添磚加瓦。1945年12月,他又親身參與了追悼震驚全國的昆明“一二·一”慘案死難四烈士的儀式,并專門為四烈士創作《招魂》一詩,這首詩其后被鐫刻在死難者的靈前。1946年5月,西南聯大宣布復員,在重慶等候返回北平的馮至又得悉國民黨特務在昆明屠殺民主人士,制造“李聞血案”,他與大量進步人士一起組織簽名抗議,憤怒聲討特務的暴行。1948年7月4日,馮至在清華大學見了朱自清最后一面。朱自清這位不屈至死的民主斗士“對于惡勢力絕不寬容”的高貴品格,與“他的文字與行動無時不在支持新文藝以及新中國向著光明方面的發展”(《憶朱自清先生》)的勇敢行動,顯然進一步堅定了馮至對中共革命事業的認同,加深了他對人民群眾偉大力量的信仰。

                   此時的馮至不再是游離于時代浪潮的沉思的個體,回望自己從“五四”時期一路走來的坎坷行跡——“如今走了二十多年/卻經過/無數的歧途與分手/如今走了二十多年/看見了/無數的死亡與殺戮……如今的平原和天空/依然/等待著新的眺望?!?《那時……——一個中年人述說“五四”以后的那幾年》)經歷了難以計數的精神苦斗與道路抉擇,如今的馮至已經確信唯有中共領導的人民革命戰爭,才是整個國家與民族走向光明未來的唯一可能。那些為建立新中國而英勇奮斗、犧牲自我的革命志士,正是他在風雨如晦的抗戰時期念茲在茲的“工作而等待”的民族棟梁的現實寫照——“在混沌中他們是一些澄清的藥粉,若是混沌能夠過去,他們心血的結晶就會化為人間的福利。到那時他們也許會在夜里走出去,撫摩他們曾經工作的地方,像是‘一個龐然大物’”(《工作而等待》)。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同年2月,任教于北京大學西語系的馮至加入歡迎解放軍入城的游行隊伍之中。7月2—19日,他又以北京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出席了第一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文學工作者協會理事。在這次會議的發言中,馮至真誠地談及了自己心態的轉變:“此后寫出的每一個字都要對整個的新社會負責,正如每一塊磚瓦都要對整個的建筑負責。這時我理會到一種從來沒有這樣明顯的嚴肅性:在人民的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識分子狹窄的習性。這時我聽到一個從來沒有這么響亮的呼喚:‘人民的需要’!”(《寫于文代會開會前》)至此,馮至終于徹底突破了個人主義的“狹的籠”,完成了從愛國的沉思者向人民民主革命同路人的身心轉換。

                   熱切晚年賦新篇

                   身處日新月異的新中國,20世紀50年代,馮至無時無刻不在感受著各式各樣的“新與變”。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代表團,歷時七十天訪問蘇聯以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等東歐國家。在其后出版的散文集《東歐雜記》中,他記錄各國風物,贊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1951年6月,他終于完成了《杜甫傳》的寫作,毛澤東稱贊這部傳記乃是“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以“人民的需要”為旨歸,馮至重新發現了杜甫的為人為文在中華民族精神史上獨樹高標的原因。馮至認為,杜甫的詩歌之所以被后世視為“詩史”,是因為“杜甫的詩反映現實,能夠這樣深刻,主要是因為他觀察事物,一切都是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紀念偉大的詩人杜甫》)。杜甫之所以在困厄之中仍能保持深刻的樂觀精神與從不逃避的堅毅品格,在馮至看來恰是因為,“這種樂觀精神是從他經歷的國家的災難、人民的疾苦和個人的悲劇里鍛煉出來的,痛苦越深,愛國愛民的感情也就更為真切”(《杜甫傳》)。

                   值得注意的是,對杜甫“人民性”的贊美,不僅是時代的需要,更是馮至的自我期許,描繪社會主義祖國的巨變至此成了他詩歌的主要內容。在創作于20世紀50年代的詩集《西郊集》中,他從西郊的建設圖景中,“看見了祖國從首都到邊疆/在千千萬萬勞動者的手里/轉變成幸福的地上天堂”(《我們的西郊》)。他在鞍鋼的高爐旁感悟出,“人鍛煉鋼鐵/也被鋼鐵鍛煉/社會主義的新人/不斷在這里出現”(《歌唱鞍鋼》)。面對勘測隊的足跡,他確信“這不過是偉大事業的開端/黃河已經向我們投降”(《勘測隊》)。走遍祖國的所見所聞,使他確信“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偉大的事業——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6年,服膺于共產黨人堅毅卓絕的決心與人民群眾改天換地偉力的馮至,于6月22日,以52歲的“高齡”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從革命同路人到共產主義建設者的身份轉換。

                   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無論面對怎樣的現實境遇,馮至始終竭盡所能,為新中國文化事業添磚加瓦。一方面,他以杜甫研究為切入點,積極推進古代文學遺產的創造性轉化,編選了《杜甫詩選》,出版了文藝論文集《詩與遺產》。另一方面,他持續推進德國文學譯介與研究,主持翻譯《布萊希特選集》,編寫、翻譯、出版了《德國文學簡史》《海涅詩選》《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以及專著《論歌德》。由于馮至對中德文化交流的杰出貢獻,他先后于1985年、1987年被授予“格林兄弟文學獎”和“大十字勛章”。1993年2月22日,馮至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在遺囑中,他這樣表達了對國家與民族最后的、誠樸的熱愛——“希望與我有關系的后代,老實做人,認真工作,不欺世盜名,不傷天害理,努力做中華民族的好兒女?!?呂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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